不良女警

东区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探视时间每天只有三个小时——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晚上八点到九点。 杨贞楠把这三个时间段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工作填满。 整理许志良案的证据链，核对从码头仓库搜出来的最后一批宏达物流货运记录，协助廉署审讯梁振邦的关联证人，把陈楚江给她的那个U盘里的每一份文件、每一笔转账、每一段录音都做编号归档。 那个U盘里的内容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多——九十年代初期的手写收据扫描件、陈祖耀和许志良在澳门某间桑拿房里密谈的录音片段、十二宗被压下来的报案记录的原始警局档案编号。 付冠宇说这些证据足够让许志良在赤柱监狱里度过余生了。 她忙得像个陀螺，从早转到晚，午饭常常是一杯冻鸳鸯和一个菠萝包，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吃完。 同事说她瘦了，她说没事。 赵家明建议她休几天假，她说等案子结了再说。 佘曼什么都没说，只是每天早上在她桌上放一杯热柠水，然后默默走开。 杨贞楠知道，佘曼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告诉她——我在这里，你不是一个人。 但每天傍晚六点半，不管手头的工作做到哪里，她都会准时合上档案，穿上风衣，搭地铁去东区医院。 从湾仔到柴湾的地铁车程是二十三分钟，她在这二十三分钟里会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 她需要把白天那些密密麻麻的档案编号和银行流水从脑子里清空，把那个冷静、精确、雷厉风行的杨警员暂时放在一边。 因为走进那间病房的时候，她不能带着配枪和档案——那里面躺着的，是她差点失去的人。 陈楚江从手术室出来之后的头四十八个小时，她几乎没有离开医院。 她就睡在走廊的长椅上，佘曼给她拿了一条毯子，她在上面蜷了两夜。 第三天清晨，医生宣布他度过了危险期——生命体征趋于稳定，自主呼吸恢复，意识正在缓慢苏醒。 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医院洗手间用冷水洗脸，手抖得连水龙头都关不紧。 她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面，水珠从脸颊和下巴往下滴，把衬衫领口打湿了一片。 她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睛红肿、嘴唇干裂、鼻梁上贴着一小块创可贴的女人，忽然笑了。那是一种很轻的、从心底涌上来的弧度。 因为他活下来了。 他没有食言。 第五天，他从昏迷中苏醒。 医生说他睁开眼睛之后说的第一个词不是“水”，不是“痛”，不是“我喺边度”。 是“阿楠”。 护士愣了一下，问他说什么，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沙哑得几乎分辨不出音节：“叫阿楠嚟。”护士走出病房的时候，他正试图自己拔掉手上的输液针头，被按住了。 杨贞楠赶到医院的时候，他的病床已经被调整到半躺的位置。 他身上还插着好几根管子——胸口的手术引流管、手臂上的静脉输液管、手指上夹着血氧监测夹。 脸上还扣着吸氧面罩，透明的塑料罩子里随着他的每一次呼吸泛起白雾。 但他的眼睛是睁开的。 那双黑沉沉的眼睛带着术后残余的麻醉和镇痛药的迷离，没有了平时的锋利，像是蒙了一层薄雾的深潭。 但它们在看到她走进病房的那一瞬间亮了一下。 只有一下，很短，但她捕捉到了。 她走到床边，低头看着他。 他抬起没夹血氧夹的那只手，手指在空中顿了一下，然后轻轻碰了碰她鼻梁上那块创可贴。 他的嘴唇在氧气面罩里动了一下，像是在问——你整亲？ “冇事。俾铁屑弹咗下啫。”她握住他的手，把他的手从创可贴旁边拉下来贴在脸颊上，“你望下你自己，成身都系伤，仲挂住我鼻梁贴块胶布。你系咪痴线㗎？” 他在氧气面罩里露出一个很淡的弧度。 那个弧度被塑料面罩遮住了一半，但她看得出来。 她把他的手贴在脸上，感受着他指腹上熟悉的薄茧和微弱但稳定的温度。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轻轻擦过她的颧骨，和她记忆中无数次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的动作更慢一些，因为每动一下都要牵扯到胸口那道刚刚缝合的伤口。 “你应承咗我唔会死。”她说，声音突然变得很哑。 他看着她，用沙哑到几乎听不清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冇食言。” 她低下头，把脸埋进他的掌心。 肩膀轻轻地、克制地颤抖了两下。 他没有把手抽开，只是把手指慢慢地收拢，扣住她的脸颊，拇指轻轻摩挲着她的太阳穴。 监护仪上绿色的波形在背景里稳定地一跳一跳，和她第一次在探视窗外看到的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的手是暖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贞楠每天傍晚六点半准时出现在东区医院三楼ICU走廊。 她会在探视时间开始前十分钟到达，在护士站签访客登记簿，然后靠在走廊的墙上，透过那扇巨大的玻璃窗看护士给他换药、量血压、调整输液速度。 她看着他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转——从刚苏醒时的惨白变成了有了一丝血色的微红，从只能躺着到可以坐起来喝粥，从说一句话要喘三次到可以和她顶嘴。 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等到探视时间一到，她就推门进去，坐在病床旁边的硬塑料椅子上。 椅子坐久了会腰疼，但她从来不觉得难受。 她会给他带一些东西——有时是一杯茶餐厅的冻鸳鸯（他说想喝，但医生不让，她偷偷给他喝一口就藏在床底下），有时是一本航运杂志（她不知道他看不看，但病房里实在太无聊了），有时只是一盆从她窗台上那棵绿萝上剪下来插在小塑料杯里的新芽（“你屋企冇植物，呢个帮你养住先”）。 他把那杯绿萝放在床头柜上，每天盯着它看，好像在等它长出根来。 他们在ICU里聊了很多。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告白，也不是关于未来的承诺。 只是一些很小的事。 她给他讲警局里的八卦——付冠宇终于约了陆青青去看电影，结果买错了票，看了一部卡通片；周驰又把他那支笔转飞了，这回砸到了赵家明的保温杯，被罚写检讨。 他听着，嘴角一直挂着那个淡淡的弧度，偶尔哼一声表示好笑。 他也跟她讲了一些事。 他告诉她，小时候他父亲带他去过一次屯门码头，那时候陈祖耀刚从庙街起家，生意还没做大，亲自开一辆货车去码头接货。 他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父亲把一箱一箱的货从船上搬下来，搬得满头大汗但脸上全是满足。 他说那是他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关于父亲的温暖记忆。 “佢𠮶阵未系坏人，”他说，“佢系后来先变成咁。”杨贞楠没有接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他说他后悔过很多事——后悔没有反抗父亲安排的路，后悔帮父亲洗了第一笔黑钱，后悔在知道梁振邦和许志良的存在之后没有早一点把证据交给警方。 他说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想过不回来了，但每次看到新闻里提到香港，看到维港的照片，看到那些霓虹灯和渡轮，他就觉得那才是家。 他说他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在同学聚会上看到她的那一刻，主动走了过去。 “如果𠮶晚我冇去，”他说，“我哋可能成世都唔会再见面。” 她说：“我去𠮶晚系因为任务。” 他说：“我知。” “但系我留低，唔系因为任务。” 他看着她。 那双眼睛里的迷离和混浊已经被时间一点一点地洗净了，恢复了她熟悉的深邃。 它们在这一刻盛着她见过的最温柔的光——比赤柱海边的月光温柔，比半岛酒店的烛光温柔，比任何一盏灯都要温暖。 他握着她的手，没有说话。 医生来查房的时候说他的恢复情况比预期好很多，大概再住一周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杨贞楠问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说至少要再养一个月，但以他的体格，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医生看了看病历，又看了看杨贞楠，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问：“你系佢家属？” 杨贞楠张了张嘴，还没想好怎么回答，陈楚江已经替她说了：“系。佢系我女朋友。” 医生说那家属要注意了，病人出院之后需要有人照顾，不能剧烈运动，饮食要清淡，要定时回来复查。 杨贞楠听着医生的嘱咐，一边点头一边在心里默默记下每一项注意事项。 她没有纠正“家属”两个字。 等医生走了之后，她坐在床边削苹果。 她削苹果的技术很差，皮总是断，削出来的苹果坑坑洼洼的，像被老鼠啃过。 他把削好的苹果接过来咬了一口，皱了一下眉——“酸。”她说你别挑了，这是医院餐里唯一的水果，不吃就没得吃了。 他就继续吃，酸得眉头一直皱着但还是一口一口地嚼完了。 她看着他把那个酸苹果吃完，忽然想起台风那晚在西环的唐楼里，他把她做的午餐肉三文治吃了个精光，说“好好食”。 其实她的厨艺也很一般，但他从来不会嫌弃。 ICU的探视时间到了。 护士走进来提醒她该离开了，语气礼貌但不容商量。 杨贞楠站起来，把他床头的绿萝叶片摆正，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他露在外面的肩膀。 她转身走到门口时，听到他在身后叫了一声“阿楠”。 她回过头。 他靠在枕头上，脸色还有些苍白，氧气面罩已经摘了，嘴唇的颜色正在一天一天地恢复。 夕阳从病房的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 “听日见。”他说。 “听日见。”她说。 三天后陈楚江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 单人房，有窗户，可以看到医院花园里的一棵紫荆花树。 树枝伸到了窗户跟前，十月末的紫荆花开得正盛，粉紫色的花瓣被海风吹得轻轻摇曳。 他已经可以自己坐起来吃饭了，虽然吃得很慢，但不用人喂。 床头柜上摆着那杯从绿萝上剪下来的新芽，在水里养了一周之后居然真的冒出了几条白色的须根。 杨贞楠来探他的时候，看到他正靠在枕头上看窗外那棵紫荆花树，侧脸被午后的阳光勾勒出一条柔和的弧线。 他听到她的脚步声转过头来，脸上是那种她见过最松弛的表情——没有防备，没有算计，没有压抑。 二十六年来他大概从来没有这样躺在阳光下看过一棵开花的树。 “我谂到一样嘢。”他说。 “咩？” “出咗院之后，我会自首。” 杨贞楠的动作顿了一下，但只有一下。 然后她走到床边，把手里拎着的冻奶茶放在床头柜上，坐下。 她知道他会这么说，因为他不是那种会逃避责任的人。 他把U盘交给了她，把许志良送进了监狱，用半条命换了最后的赎罪。 现在他要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你知唔知可能会判几耐？”她问。 “走私、洗黑钱、串谋行贿。”他顿了顿，语气很平淡，“最少十几年。” 她没有说“我会等你”。 他也没有要她等。 他们都清楚十几年有多重——那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承诺，那是把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耗在探监室的玻璃窗两侧。 她的刑侦组的同事去探望过那些在赤柱监狱服刑的黑帮大佬，都说探视室里有人哭得撕心裂肺，有人沉默到探视时间结束都不肯走。 她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也不想让他成为那样的人。 “无论判几耐，”她说，“你出嚟𠮶日，我会喺门口等你。” 陈楚江转头看着她。窗外那棵紫荆花树在风中轻轻晃动，把一片粉紫色的花瓣吹到了窗台上。 “唔使等我。你有你自己嘅路要行。” “我知。”她说，“但系我等唔等，系我自己嘅事。你管唔到。”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然后别过头去，假装去看窗外那棵紫荆花树。 但她看到了——他眼眶红了。 她没有戳破，只是把冻奶茶的吸管插好，递到他嘴边，说“快啲饮啦，冻咗唔好饮”。 他接过来喝了一口，嘴角弯了一个很小的弧度。 十一月中旬，陈楚江出院。 出院当天上午，一辆警车停在东区医院门口，不是来接他去警局的——是赵家明亲自开的车。 赵家明坐在驾驶座上，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后座上那个穿着病号服外罩黑色外套的年轻男人，只说了四个字：“准备好未？”陈楚江点了点头。 然后车子驶出医院，往湾仔警署的方向开去。 杨贞楠坐在副驾驶座上，没有回头看他。 她的右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转着那个银色的打火机。 打火机的金属表面在晨光中一闪一闪的，底部“C.K.”两个字母已经被她的拇指磨得更加模糊。 窗外的香港正在醒来，叮叮车的铃铛声、茶餐厅飘出来的菠萝包香、维港上渡轮悠长的汽笛声，一切都和三个月前一模一样。 只是这一次，他们不是在谈情说爱。 是在走一条更长的路。 陈楚江被正式起诉。 走私、洗黑钱、串谋行贿——三项罪名，每一项都足以让他面对漫长的刑期。 但因为他在许志良案中的重大立功表现——提交关键证据、协助警方引出并拘捕幕后主脑——律政司决定向法庭提出减刑建议。 大虎作为污点证人的证词也为他提供了进一步的减刑依据。 审判持续了将近三个月。 从十二月开庭到次年二月宣判，杨贞楠出席了每一次庭审。 她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穿着便服，没有穿警服。 她看着陈楚江穿着深灰色西装站在被告栏里，脊背挺直，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清晰平稳，没有任何闪躲。 每当法官叫到他的名字，他站起来的姿势像一棵被风吹了很久的树，根始终扎在原地。 他的辩护律师传唤了几个证人——都是陈氏集团的前员工，证明陈楚江在接手家族生意之后，曾经试图减少暴力和贿赂手段，也曾在几桩边缘交易中选择了放弃而非硬闯。 杨贞楠听完这些证词之后才知道，原来他在她不知情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些事。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 钟文轩也出庭作证了。 那个戴着金丝眼镜、一向冷静自持的律师，在控方盘问他陈氏集团内部决策流程时，忽然说了一句超出提问范围的话：“陈楚江先生系我见过嘅唯一一个想将生意合法化嘅陈氏成员。佢失败咗，但唔系因为佢唔够努力。”法官敲了一下法槌，但那句话已经留在了庭上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最终，考虑到他的认罪态度、重大立功表现以及协助捣毁更高层级犯罪网络的实质性贡献，法庭判处陈楚江有期徒刑十年。 宣判那天，杨贞楠坐在旁听席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 和过去每一次庭审一样，她穿着便服，没有穿警服——是那件军绿色风衣和深蓝色牛仔裤。 宣判结果出来后她没有哭。 陈楚江被法警带离被告栏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 他的嘴角有那个她熟悉的极淡的弧度。 她也朝他点了一下头。 这一个对望里所有的意思——等我。 我等你。 我知。 你知——两个人都懂了，不需要一个字。 然后他被带走了。法庭的门在他身后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回响。 她没有马上站起来。 她坐在旁听席上，把那个银色打火机翻来覆去地在掌心里转了几圈，然后站起来，走出法庭。 走廊里，佘曼靠在墙上等她，手里端着一杯热咖啡，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咖啡递给她。 她接过来喝了一口，很烫，苦得恰到好处。 “十年。”她说。 “十年好快过。”佘曼说。 她看着窗外二月的香港。 春节刚过，法庭外面的军器厂街上还挂着几盏没有拆下的红灯笼，被海风吹得轻轻晃动。 天空是淡淡的灰蓝色，云层很薄，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对面的旧楼上，把斑驳的外墙照得发亮。 远处有一辆叮叮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身广告换成了马年的贺岁图案。 她站在那里，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父亲和母亲穿着警服牵着她的手走在警署走廊里，她仰头看他们，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最高大的人。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他们会在那一年离开她。 但此刻，她觉得他们就在她身边，和她站在一起。 她没有后悔选择做警察。她也没有后悔爱上他。这两件事，就像硬币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她都不是杨贞楠。 一个月后，杨贞楠第一次去赤柱监狱探视。 赤柱监狱坐落在赤柱半岛的东面，离那个他们告别又重逢的海堤不到两公里。 监狱的外墙是灰白色的，很高，墙头上缠着一圈又一圈的铁丝网，海风把铁丝网吹得呜呜作响。 探视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中间隔着一道厚厚的玻璃墙，两边各有一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圆凳。 墙壁漆成淡绿色，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空气里有消毒水和旧布料的混合气味。 她坐在玻璃墙这边，手里拿着对讲话筒。话筒很重，塑料外壳上还有上一对探视者留下的体温。隔了几分钟，那边的门打开了。 他穿着深蓝色的囚服走进来。 头发剃短了，胡茬刮得很干净，手腕上没有那块钢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白色的身份手环。 囚服略显宽松，但套在他身上仍然被肩宽撑得挺直。 他在玻璃墙那一边坐下来，拿起话筒。 透过玻璃能看到他的手——食指上那道旧伤已经完全愈合了，只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白线。 两个人隔着玻璃看着对方。他在玻璃上轻轻用指尖写了两个字——阿楠。反过来写的，从她这边看正好是正的。这个细节让她差点没忍住眼泪。 她拿起话筒，说：“你瘦咗。” 他拿起话筒，说：“你精神咗。”然后顿了顿，“仲有冇人喺街边俾你撞到？” 她愣了一下，然后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那次在深水埗抓外围赌波嫌犯时，她在鸭寮街追了一个穿黑色衬衫的背影追了半条街，差点撞翻一个小贩的翻版光碟，最后发现是个完全陌生的人。 她后来在ICU里当笑话跟他讲过这件事。 那时候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听到她说“𠮶条友好无辜，带住个女俾我追咗成条街”的时候，笑得伤口都疼了。 “冇啦。”她也笑了，笑意从嘴角漫到眼底，“我而家睇得好清楚。黑色奔驰，黑色本田，咩车都睇得一清二楚。” “咁咪好叻。” “当然。” 他们聊了些日常的事。 她说警局最近在查一宗新的走私案，付冠宇终于约了陆青青去吃饭，但选错了餐厅，去了一间素食馆，陆青青是食肉兽，全程黑脸。 他说他报了一个狱中的英语进修班，老师说他的文法还不错，只是口音太重。 她说你的口音确实很难听。 他说你以前从来没说过。 她说以前不忍心打击你，现在你已经坐监了，打击一下也无妨。 他笑了。 那种笑声透过话筒传过来，带着一点电流的沙沙声，但她觉得那是她听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探视时间快到了。狱警在门口做了一个手势，还有五分钟。 “阿楠。”他忽然叫她。 “嗯？” “你记唔记得台风𠮶晚，我问你要唔要同我一齐？” “我记得。”她说，“你喺车度讲嘅。你话唔系做女朋友，系做你嘅人。” “我𠮶阵系认真嘅。” “我知。” “而家都系。” 杨贞楠低下头，看着话筒上自己的手指。 指甲剪得很短，很干净，和她做卧底时涂着暗红色指甲油的手判若两人。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玻璃那一边的他。 他的眼神很安静，没有期盼，没有哀求，只是在陈述一件事——我还爱你。 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我，我只需要你知道，这件事是真的，十年前和十年后都是。 “十年，”她说，“我会等你。” “唔使专登等——” “你咪嘈。”她打断他，语气带着一点当年的“不良”气，“我等唔等，系我嘅事。同你无关。” 陈楚江隔着玻璃看着她。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出话来。 然后他把手指按在玻璃上，和上次在ICU探视窗一样，用手指描了一遍她的轮廓。 狱警在门口清了清嗓子。 探视时间到了。 他放下话筒，站起来，转过身。 走了两步又回头，朝她点了一下头，嘴角带着那个她熟悉的弧度。 然后他消失在门后面，蓝色的囚服背影被灰色的铁门吞没。 杨贞楠放下话筒，走出探视室。 马丁靴踩在监狱走廊的水泥地面上，一下一下，走得很稳。 二月末的海风从赤柱海面上吹过来，带着淡淡的咸味和鸡蛋花树新叶的清香——那些被台风“天鹅”和“巨爵”吹歪的鸡蛋花树在春天里重新发芽了，嫩绿的叶尖从光秃秃的枝干上冒出来，在暖黄色的夕阳下泛着微光。 她沿着监狱外面的马路走了大概五百米，停了下来。 她站的位置正好可以看到那片海堤——那个他们曾经告别又重逢的地方。 潮水正在退去，露出堤岸下面黑色的礁石，海浪一下一下地拍打着礁石，溅起细碎的白沫。 夕阳把整片海染成金色，就像她梦里见过无数次的那样。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的打火机，放在掌心里。 底部“C.K.”两个字母被她的拇指磨得只剩下浅浅的印子，但她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 她又掏出那个丝绒戒指盒，打开。 里面的戒指在夕阳下闪着细碎的光芒，内圈上“阿楠”两个字被金色的光线照得格外清晰。 她把戒指从盒子里取出来，放在左手无名指上比了一下。 她没有戴上——她还没有准备好。 但她把它放回了盒子，然后放进了风衣内侧口袋里，贴着心跳的位置。 和来的时候一样。 她站在海堤上，看着那片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大海。 夕阳正在海平线上燃烧最后一点余晖，把天边的云从橘红烧成深紫。 她想起他的很多句话——“冇人识陈楚江”、“我暗恋过你”、“我唔会走”、“我对你唔会有秘密”、“我等得”。 每一句她都记得。 每一句她都会带着，走过接下来的三千六百多天。 她没有把戒指盒放回抽屉深处。 她把它带在身上。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答案——也许算，也许不算。 但至少是一个方向。 三年后她成为O记历史上最年轻的督察，五年后她获得警务处处长的嘉奖令，八年后的一个秋天她在那间唐楼的阳台上用他留给她的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戒了很多次都没有戒掉。 而在所有这些时光里，有一个人的名字始终刻在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不是陈氏太子，不是通缉犯，不是被告栏里的囚服背影。 是那个在高中毕业照里站在最后一排、偷偷看着第一排女孩的少年。 是那个在台风夜里用外套替她遮雨、在冰箱里放蛋挞、在便条上写“食晒佢”的男人。 是那个在赤柱海堤上用指尖在玻璃上写下“阿楠”的囚徒。 她转身往赤柱大街的方向走去。 马丁靴踩在砂石地面上，夕阳在她身后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那道影子走得又稳又直，和十年前画着浓妆去同学聚会的那个女人一样，一步一步，不回头。 但这一次不是诀别。 这一次是带着所有未完的话，走向一个她知道他会回来的明天。 她不知道三千六百多天之后会发生什么。 也许她已经升了警司，也许她还在前线，也许他出来之后会在赤柱海边开一间小餐厅，专做午餐肉三文治，招牌上歪歪扭扭地写着“食晒佢”。 这些都是未知。 但她知道此刻她正站在她应该站的地方——一个警察，一个爱过的女人，一个愿意等待的人。 这三个身份不再撕裂她，它们在同一颗心里找到了各自的角落。 她是杨贞楠，编号PC7493。 她继承了她父母的遗志，也继承了一个男人留给她的所有——一个打火机，两枚戒指，还有一句她终于可以坦然说出口的话。 没爱过是假的。但她首先是一个警察，其次才是一个爱人。 远处的海面上，潮水正在涨回来。 浪花一下一下地拍打着礁石，溅起的白色泡沫在夕阳的余晖中闪闪发光，像是无数朵在暮色中绽开的白色小花。 海风把鸡蛋花树的甜香从堤岸尽头吹过来，和多年前她第一次站在这里时闻到的气味一模一样。 而在赤柱监狱某个面向大海的窗口，一个穿着深蓝色囚服的男人正站在那里，透过铁栏杆看着同一片被夕阳染成金色的海面。 他的手指在窗台上慢慢画着两个字——阿楠。 和她在玻璃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他们之间隔着高墙、铁丝网和三千六百多天。 但至少他们看着同一片海。